转贴：美国人眼里的中国人

聂－－

有些没有用，但这几点根本点包含在里面：我想怎样试图进行改变：

普通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 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 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




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 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 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由于中国文化 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 于对物质的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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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驼峰航线》收音机里正在播讲。

驼峰航线是中美两国“二战”期间，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保障中国战略物资运输，共同在中国西南山区开辟的空中通道。它的开辟是两国飞行人员共同创立的世界航空史上的英雄壮举。驼峰飞行员克服重重艰难险阻，英勇牺牲，飞越驼峰天险，打破了日军对中国的围困，运来了对日作战的急需的战略物资，架设了空中战争生命线，对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牺牲于驼峰航线的先烈将永远活在中美人民的心中。驼峰航线也架起了中美人民之间一架友谊的桥梁。1947年美国成立的“驼峰飞行员协会”，至今已多次组织代表团访问中国。

节选：美军在中国500美元购买一张木桌

    随着《租借法案》的实施，越来越多的物资源源不断地经过驼峰航线进入中国，随着物资进来的，还有大量美国军事联络组。原来一提“美国军事联络组”，就是同声斥为帮助蒋介石疯狂打内战，其实不是。在美军军事联络组当了两年多翻译的杨宝煌老人说，军事联络组除了协调盟军和国军之间的事务外，更多的时候，是监督“驼峰”供应物资的发放。

　　实际是人家太了解、太清楚你的政府“运作”方式了，就是担心你从中“截流”，用现在的话就是“回扣”。就是怕你独吞、独占。

　　也有的老人说，他们就是这么个运作方式，也不单单是针对国民政府，在国内，也是环环相扣，想多占、多贪也不行。

　　负责为军事联络组担任翻译的，都是从各大学中招募来的，最后随军事联络组分至各部队，哪有《租借法案》分配的物资,就往哪儿去。整个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没有一处不是靠《租借法案》分配物资支撑起来的，所以，美军军事联络组也都有,其中以空军居多。

　　光是为美军军事联络组服务的翻译，就有3000人之多。
　　王恭老人就是这3000多人中的一员。老人被分配至云南蒙自机场，给美军军事联络组当翻译，主要是和第十四航空队打交道。

　　王恭：“美军最显著的特点是不扰民，吃、穿、用，基本上都来自国内，即使是需要来自当地，也都是照价付钱。”

　　问老人哪件事情记得最清楚？老人说，在蒙自印象最深刻的是，蒙自机场塔台需要一张可以放标图的木桌，这么简单的东西如果也从大洋那一边经货轮横跨两个大洋运到加尔各答再经驼峰航线送到昆明转至蒙自就有点太夸张了，于是，美军就选择在当地订制。已经记不清是蒙自地方的一个什么长具体负责桌子的事情，几天之后，那个什么长亲自将一张长条桌送到了塔台上。那桌子一看就是用一些废料拼凑而成，好在能放东西，老美也不在乎。

　　“多少钱？”质地低劣的桌子让塔台指挥官根本不屑多看。他拿出军需物品支付单，想让来人到军需处取钱。看那架势，他都准备从自己口袋里掏出几美元快点将来人打发走。

　　那个什么长点头哈腰一脸堆笑：“500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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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恭：“当时啊，我觉得全身的血都往上涌，脸肯定通红，真恨不能一拳把这个什么长打死。我真恨啊，人家出生入死来帮你打仗，你还这样敲诈人家，中国人，你咋就怎么不争气啊！”

　　强压住愤怒，年轻的翻译磕磕巴巴地把对方的意思翻译给美方。

　　王恭：“我能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听完对方索要的费用后，那个塔台指挥的脸顿时变了色，但看得出，很快他克制住自己，他边签单嘴里边嘟囔着，那个什么长是不懂，我是听得明明白白。他是说，我们从美国本土运来一个才需要多少钱啊！钱，最后还是付了，从那以后，我真的感觉抬不起头来。”

　　老人说，从500美金购买了一张桌子后，驻扎在蒙自机场的美军就没再在当地订制过任何东西，所有的东西，也许只是一个桌子腿，他们也要飘洋过海地从自己国家运来。

　　李肖伟（《超堡队》作者）：“第二十航空队进驻成都，机场都是现修的，很多照片上都能看得到，四川出了几十万民工，没有任何机械，完全是靠手砸肩挑地修成的。

　　几十万人啊，没有任何报酬，连中午吃的饭都是自己从家里带出来的。所有的照片中均注明，后方人民为抗战而义务劳动，其实，一开始修建时，美国国防部已经做了预算费用的，由于汇率不合心意，负责谈判的宋子文尽量往后拖，都是搞金融的，他太清楚这笔账了，没赚头，谁干啊。于是当时就不收人家的钱，好不容易等到对方可以支付了，在这笔钱下发到四川后，又被层层截掉了，于是，到了最后，发放到民工手中的钱已是寥寥无几，其实遭截不仅是修机场的民工钱，就是对搭救B-29跳伞的飞行员的农民，也都是层层克扣，连美军表示谢意的一盒烟、一瓶酒都要雁过拔毛。”

　　写到这里，我想了起来，在国内采访中，我曾遇到过当年曾参与救助空战中跳伞的第十四航空队员和第二十航空队员的中国农民，他们也都说，救人，无论是美国飞行员还是中国飞行员，都没有得到过什么“报酬”。

　　杨训伟：“抗战期间还不错，等到日本人投降后，就完了，彻底败坏。虽然我去了台湾，但我知道，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垮台，一点儿都不奇怪。抗战胜利后，我们驻上海，到长官家里玩，推开门，长官左拥右抱着三个妖媚的日本女人——都是‘接收’过来的。你想，腐败到这种程度，从上到下都想方设法地贪图享乐，将不用心、士不用命，谁还打仗！”

　　杨立煌：“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仗不打了，《租借法案》随之也停了，军事联络组即将撤离。我所在的五十四师举行欢送美军官兵茶会，我那时年轻，血气方刚。和军事联络组也在一起相处了几年，既看不惯趾高气扬的他们又看不惯唯唯诺诺、贪污成性的我们自己。要我代表译员发言，我说，我们的部队很不争气，美国支持的物资往往会跑到军官们的口袋里，对抗日不利，丢尽中国的脸。难怪美国对我们不放心，要派大批军队来监督。后来，有个师长悄悄对我说，上边怀疑我是共产党……”

老顽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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